北京昌平爱地老人颐养中心负责人谷全文接受采访时说，“从国外的经验看，公办的养老机构主要承担普通收入者的养老问题，民办的才是面向高收入的老人群体，咱们国家恰好相反。”“我很担心养老机构也走产业化的路子。”（《中国青年报》9月24日）

　　从深层次上说，这种对养老产业化的担忧，既来自于我国诸如医疗卫生、教育等方面改革的教训，也来自于我国养老保障的困境——

 

　　一是目前的社会保险模式只是名义上的个人账户制度，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。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，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。二是现在社会保险制度一般只覆盖国有部门，在当前养老保险缴费率高且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因为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和担心参加这个制度会减弱竞争力，使得非国有部门不愿意参加，拒绝缴费的现象不断增多。三是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变同时发生，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。四是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，已没有削峰填谷的余地。

 

　　从整体上来看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传统的单位保险向现代的社会保险演变，目标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共担机制。在这一变迁过程中，政府责任在从无所不包向有所为、有所不为迈进。但遗憾的是，不论是政府的规范和设计责任、财政责任，还是监管责任和实施责任履行得都很不充分，有待完善。

 

　　笔者以为，警惕养老困境下的产业化可能应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，因为这与社会发展、与个体密切相关，更因为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而言，养老能否顺利转型关系到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败。将政府责任界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使其得以充分履行,应该是今后的目标和方向。